智慧城市项目频频烂尾，我们还能再给它机会吗？

大约从2012年开始，智慧城市理念开始在中国走红。

联系起去年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上，上海和深圳能够从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450个参评对象中突围而出并夺得重要奖项，可知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上的确略有成就。

当然，智慧城市的事情其实还在起步阶段。

早前经历很多试错以后，我们逐渐明白智慧城市横跨了无数学科，对任何企业和政府机构来说都是一门大学问。

互联网公司提的理念不是金科玉律，甲方单位也应该对项目有清晰的规划和持久的责任心。仅凭着走一步看一步、想到哪改哪的心态，最终一定做不出来具备持续生命力的智慧城市运营项目。

趋势面前，对智慧城市应当抱有期待与信心；但对全国至少数百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来说，对这一项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尤其要总结经验，避免踩坑。

为此，本文重点选取了全球智慧城市项目的3个“失败”案例，进而思考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

案例一：没有目标，规模1.75亿元的项目3年后便终止

2019年7月8日，以原告武汉智慧生态的败诉为结果，纷纷扰扰好几年的《武汉智慧生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智慧生态）状告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要求退还3507.4万元、停止合同履行》一案落下帷幕。

根据合同《智慧城项目微软产品和服务清单及价格》可知，该项目采购产品和服务金额总计175,370,850元，绝大部分都用在了购买IT软件、IT集成和云服务上。另外合同中也列明了神州数码作为微软公司指定的代理商负责供应软件产品；蓝云公司作为微软公司唯一授权运营商提供公有云租赁服务；长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华胜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华胜公司一起提供集成服务。

没人想到，各家公司齐齐动手干活以后，到项目验收时，却被批评所采购的软硬件体系在兼容性、可行性上几乎为0，无法达到使用目的和效果。

并且除了购买大量IT基础设施产品，项目合同签署后的3年里（2013-2016年，一期项目金额3500万），我们甚至看不到这个智慧城市项目究竟想要达成什么长远目标？再有到实施过程中发现很难推进项目，直至甲方开始要求退款。

案例二：僵持3年，“无解”的数据隐私担忧问题

2015年，前Google CEO拉里·佩奇宣布成立面向智慧城市领域的新公司Sidewalk Labs，主要进行新产品开发、平台和合作关系的创建，以解决生活成本、交通效率、能源使用等多方面的问题。拉里·佩奇认为，成立智慧城市新公司对谷歌来说是一笔“适度投资”，希望“改善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

但有句话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17年，Sidewalk Labs宣布投资5000万美元，以多伦多市中心一处社区为起点，启动全球第一个智慧街区项目Quayside，计划在该生活空间内安装大量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以便更了解人们的居住、出行等问题，提供精准匹配的智能服务。

据当时报道，该项目设计的未来城市愿景覆盖了智能家居、住宅建设、道路交通、地下管廊、建筑结构、公共空间运营等各方面场景，对ICT软件、硬件、AI算法都有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但到2019年，以一个名为“Block Sidewalk”的民间组织请愿希望阻止Sidewalk Labs的项目推进为转折点，整个项目陷入了长期的关于“数据隐私能否得到保障”的纠葛中，尽管Sidewalk Labs强调不会采用人脸识别技术，不会将使用者的个人信息用于商业用途。

最终一直到2020年5月该项目关闭，人们都认为其数据隐私的问题没有得到可信的解释，折腾将近3年后，整个计划相当于“胎死腹中”。

更略感心酸的是，数据隐私的问题一日无解，Sidewalk Labs在其他城市的项目也会因同样的问题难以推动。

今年2月底，外媒曝出因数据隐私争议问题，Sidewalk Labs放弃了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政府合作的智慧城市项目。该项目启动于2019年5月，初衷是政府想要利用Sidewalk Labs拥有的Replica软件产品来获取有价值的位置数据，例如当地街道上的人数、他们使用的交通方式等，以支持政府在公共设施选址、交通管理优化等方面的决策。

虽然Replica发言人曾表示该项目并不对单个人的移动感兴趣，主要分析的是特定区域内的集体运动，但或许是体会过市民对数据隐私的强烈需求，Replica公司宁愿终止项目合作，也还是拒绝了向政府部门共享过于详细的数据之请求，尽管波特兰市政府目前为止并未就任何服务向Replica支付费用。

案例三：从0开始建设新城，却没有人来住

2003年左右，韩国政府在距离首尔50多公里外的仁川市，用填海造陆的方式，意图建造一座完全智能化的城市——松岛新城。一方面是为了缓解首尔的城市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是方便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一个智慧城市样板，吸引全球资本、企业和民众的加入。

从一开始，韩国就计划投资400亿美元，用最先进的技术，设计出一个软件和硬件高度集成的智能空间，包括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办公等方方面面。

而松岛新城的最大特点，正是它是从0开始建设的，完全摆脱了旧城可能存在的历史包袱，可以用颠覆性的技术从头武装到脚，实现前所未有的高科技与智能化。包括媒体报道的垃圾处理方面：在松岛是没有垃圾处理车的，而是通过地下管道系统连接，垃圾直接从人们的公寓中吸进工厂，并在那里进行自动处理。

遗憾的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美国盖尔公司）实际操盘的新城建设项目，在过于注重科技武装以后，呈现了高额的入住成本，人口聚集效应式微。很多年来，松岛新城连最初的吸引常住人口的目标都难以达到。

根据早前报道，松岛新城设计之初是容纳30万人口，但到2019年底也只有15万人口，只达到了设计之初的一半。可以想象，该城市中布置的大多数基础设施因为“人烟稀少”也往往体现不出当初的投资价值。

对3个“失败”案例原因的分析

失败的原因在上文中或多或少已经提到。

首先在武汉智慧城市项目案例里，关键的问题是甲方单位缺乏一个建设智慧城市的明确顶层设计理念，而是单单被大厂优越的IT产品基础设施所吸引，从而导致重工具购买、轻业务运营，甚至双方作出项目合作这一举动的原因也与更早一步的招商引资有所关联，换句话说是拿财政投资项目换企业在当地落地。这种模式下，很难说甲方做好了充分的项目前期评估和调研，最终就陷入了权责不清、目的不清、路径不清的泥淖之中。

第二是谷歌Sidewalk Labs因为数据隐私问题无法解决的屡屡受挫。无论是多伦多项目还是波特兰项目，本质上并不是过于宏大而难以完成的计划，甚至能够带来诸如环保、增加工作岗位、增长营收的好处；但或许是谷歌公司本身就长期面临数据隐私的争议，它旗下的Sidewalk Labs有更大概率被认为将会收集居民和游客的数据。

在很长的拉锯战中，Sidewalk Labs曾提议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以运行“数据信托”计划，降低自身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间的摩擦，但最终该计划也无奈流产，因为民众的关注点不只是第三方是否存在，而是他们能否成为第三方的一员，但很明显，过多的让步势必会有损于该项目本身的商业利益。

最后再说韩国松岛新城从“全球标杆”掉落为“闲置城市”的缘由，从实质看，外界的嘲点在于“产业新城”变成了房地产项目，从中很难看到整个智慧城市产业链的协同合作，进而才导致了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人口增长缓慢，发展动力不足。

而且这种“另起炉灶”建新城的思路，虽然规避了很多旧城规划不合理的历史问题，但因为要承受漫长的建设周期，巨额的资金投入，一旦缺乏商业吸引力，早前的投资建设也将变得缺少意义。虽然是走了捷径，但风险尤其不小。

何为建设智慧城市的正确姿势？

与上面所有“失败”的例子相反，斯坦福大学学者肯德拉·史密斯认为，智慧城市要想成功，与城市的居民息息相关。

将居民现实需求和感受放在首位的智慧城市，才有可能发展为一套成熟的城市建设模板。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在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建设了“一网通办”平台，接入了20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建设了“一网通管”平台，接入了全市22家单位的33个专题应用、全市1400多个排水泵站、27000多公里地下排水管网、100多个防汛队伍和车辆信息，以及接入了地图服务、气象服务、交通保障、应急处置等重要公共插件。

但其实这里面的重点，并不只是一套智能交通信号系统，也不只是一套智能路灯系统、智能建筑系统。智慧城市的深度内涵，着眼于能否尽可能多地将不同系统连接整合起来，其中的责任包括了政府监督、企业主导和生态参与。

因此从关于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各项材料中，我们就看到了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联通、华为云、上海仪电集团、爱数信息、商汤科技、中电科数智科技等产业链各类型公司的深度参与。

很明显，这是一股从上到下的坚定力量，不仅有能力使企业从中获取商业价值，也能真正为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活力。

最后，我们再看市场研究公司Frost&Sullivan 2020年的预测：

智慧城市技术的支出预计将从2019年的960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270亿美元；

到2025年智慧城市将创造价值2.46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

到2025年全球范围内将至少产生26个成熟的智慧城市，预计有16个位于北美和欧洲，其余位于亚洲和大洋洲。

值得相信，智慧城市的建设之路虽然相对漫长，但已经走到了增长的趋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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